卞洪登博客

　　如今已然重见天日的古城墙，充分证实了文献中古泗州人一次次为抵抗水患而进行的城垣增筑：城墙和城内主体建筑，大多采用大块条石奠基，上部为明代大砖，用糯米汁和石灰混合浇注，因而坚固耐久。

　　泗州城门采取的是在城墙外修筑月城的方法，月牙形的月城如半个环形扣在城门外。月城东西最大径118米。为了防洪，城门外共有六道月城、月门，每门外一座，南门外两座，宛如双闸门套闸。

　　此外，泗州城内有内城河，城外有外城河，“环城皆濠，濠外有堤，濠水相通”。河外又有防洪堤原为宋代土堤，明万历四、五年间经巡按御史邵陛主持增筑到周长2845丈，阔5尺，高9尺。这就是古泗州城的防洪利器“邵公堤”。

　　对当时的北方朝廷来说，黄河夺淮、大运河水位抬高，最直接的威胁，是江南的税赋、盐粮、贡品等不能及时抵达北京，这会伤及国家经济命脉。

　　正因此，明万历年间的“河漕总理”潘季驯，设想在与淮河相接的洪泽湖东岸筑起大堤、提高淮河水位；使淮河清水从清口处倒灌黄河，冲刷黄河带给大运河的泥沙，这样便可达到“济运”保证朝廷经济大动脉大运河畅通无阻。

　　然而，这样却无法保证洪泽湖西岸的泗州城不被淹没。但两害相权取其轻，保证江南税赋、粮盐进京，压倒了一切，泗州城的悲剧由此注定。

　　明万历八年（1579年），泗州籍进士常三省愤然上陈《告北京各衙门水患议》，指责潘季驯的治河方略导致泗州“湖田尽在水中，百姓逃散四方，没有出路，无家可归，卖儿卖女，生死莫保”。

　　此言一出，朝野震惊。其实，作为资深水利专家的潘季驯，何尝不明此理？他亦断然不愿见泗州有事。得名于南北朝北周时期的泗州城，800年来的繁华很可能就此终结，何况本朝祖陵也在附近：他的这个治河方略，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

　　潘季驯特意来到泗州城实地查看，看到宏大高峻的城墙及完善的防洪设施后，又要求在堤上再加高石工2尺。这才放下了心中一块大石头。然而他不知道的是，泗州城的覆没命运，其实已成定局。

　　常三省上书13年后，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泗州大水，城中水深三尺，患及祖陵”。“最高水位与明祖陵下马牌地面相同。五月退，六月复入，民多流亡。”

　　明清易代后，因为没有“祖陵”之忧，泗州城在清廷眼中的地位远不如明朝政府。康熙十五年（1676年），靳辅出任河督，继续按潘季驯的方略“蓄清刷黄”，不断提高洪泽湖水位。最终，洪泽湖底高于了地面，其正常水位则高过泗州城，成了一个挂在泗州城头顶上、随时可能倾泻下来的悬湖。

　　4年之后，大水吞没了泗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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