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洪登博客

 

一、  中国移民史是从血和泪开始的

 

随着500年前欧洲资本运动兴起，跨国界的经商贸易日渐增多，许多商人在当时法律不健全的情况下，开始了大规模的非法移民。其中早期到我国东南沿海台湾、香港、澳门做生意的有荷兰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英国人。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西班牙和英国等西方国家做移民劳务的商人，分别从厦门和汕头非法移民数十万劳工到南北美洲和南非各国。

 

其中，1847年至1852年从厦门贩运出洋的华工有1.5万人；1852年后从汕头运走4万华工；另外，这个被国人指斥为贩“猪仔”的贸易，又转移到澳门进行，据有关历史数据统计，仅从澳门贩运到古巴、秘鲁的华工就有十几万之多。

 

仅1882年统计，被西方列强移民到美国西部圣弗朗西斯科，开发旧金山金矿和修筑铁路的华工就有29万人。

 

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从1807年到1925年间，经荷、西、葡、法、英、美等国商人之手非法贩运到世界各地的华工约有300多万人。

 

这些非法移民活动的起因皆是从西方列强扩张时开始的，对这种远涉重洋，闷在船仓里毫无人身安全保障的大规模非法移民，中国历朝历代政府都是坚决反对的。

 

然而，这种由西方国家言教与身教出来的非法移民行为，却在我国东南沿海长期形成了一种前面“走出去”混得好的亲友，又勾着后面的人“走出去”发展的“偷渡”习惯。

 

二、中国近代出现过大规模移民潮

 

由于内战原因，中国近代以来相继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武装偷渡出境避难的人也层出不穷。其中，有陕甘宁十万回教武装被清末左宗堂平乱大军追杀到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十万华裔东干人。还有康熙大帝攻打台湾时逃往东南亚各国的几十万明朝军士及家眷。

 

也有在解放战争后期被刘邓大军追逐出境到缅甸、泰国北部地区的20万“国军”。上述这些大规模非法“偷渡”行为都与政局变换，避难谋生有关。

 

为了解决非法越境难民问题，联合国还专门成立了难民署机构负责这项跨国难题。其中，在美国攻打越南期间，联合国还专门在香港设立了一个安置越南渔船偷渡来的难民接待站。

 

上述这一切虽然与近年来中国沿海地区某些人偷渡到美国、加拿大、日本和欧洲各国的性质不一样，但是择取新的生存空间的目标都是一致的。20世纪初，曾经在中美洲古巴名噪一时的近30万华商，由于受到后来没收浪潮的冲击，到了50年代末，偷渡逃出古巴就有20多万人，现在古巴唐人街上只剩下几千华人。由于战争和其他因素影响，越南西贡等地曾有50万华商偷逃出境，柬埔寨和印尼也有数十万华人逃往第三国。

 

三、西方国家嫌贫爱富的移民政策使中国长期失血

 

为了吸引世界上有财富的人和有科技成果的人，目前，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洲许多国家，都纷纷制定了投资移民计划和技术移民计划。这种用政策掏别国口袋，“挖墙角”草船借箭发展自我做法，确实为移民国家创造了财富，增强了国力，但同时也给移民输出国增加了经济负担。

 

中国近一个世纪来，仅百万富翁投资移民到国外的就有100万人左右（含台、港、澳），如果将这些中华民族骄子100年来积累的1万亿资金用于国内1亿富余劳力的社会福利保障系统，而不是被投资移民潮卷走流失到国外，那么中国人的生活质量更会有一个较大的提高。

 

笔者曾做过一个统计，如果一位百万富翁在国内养活100个工人，那么，100万已出境的中国富翁就能养活如今富余出来的1亿劳工。然而，事实上100万富翁走了，并没有带出相应的劳工，从而使富余劳动力留给了中国。显然，西方发达国家的投资移民政策有其鲜明的嫌贫爱富的不合理性。         

 

随着20世纪的风云变换和近20年来的开放政策，中国包括港澳台在内的人到加拿大多伦多、温哥华投资技术移民已达到50万人，美国纽约、旧金山和洛杉矶等地华人更超过了200万人，另外，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太平洋各岛国的投资移民人数也接近了100万。

 

如果再加上20世纪以前出去到中南美洲的百万华工和到东南亚新、马、泰、菲、印尼等国的千万华商，那么，漂泊海外的几千万中华民族儿女确实为世界各国的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历史应为他们的功勋书写不可磨灭的一页。

 

四、“偷渡”——无奈的选择

 

当今世界，一边是美国人防墨西哥、古巴人偷渡，欧洲人防非洲人偷渡，全球人防中国人“偷渡”，一边发达国家又在努力推进全球经济一体化，并解决中国WTO的入世问题。

 

这显然是一对矛盾。

 

通常讲，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目标，就是为了打破人财物不能顺畅流通的障碍。

 

为了放弃一国小的关卡主权，而获得更多国家的关卡开放大主权，英、法、德、意、西、比、荷等十五国联合成欧洲联盟，即凡是佩有蓝式徽章的“神根”签约国，其交通车辆比驶过中国各省市的路桥收费站还方便。这种畅通无阻的经济一体化，确实比过去深圳到香港排队24小时检查过关方便得多了。特别是厦门与金门之间只有两千米远隔离水域，却要绕香港、台湾、澎湖列岛三天后才能到达。显然，这些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格格不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笔者曾经多次提倡学习欧洲联盟经验，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台、港、澳、琼、珠、深、汕、厦八区一体化经济硅谷。

 

然而，美好的愿望总是与现实相差甚远，仅各国出入境签证管理上就有千差万别。例如，一直需要向各国招商引资的东欧各国，其签证之难，已让人望而却步。其中，最需要提升中俄投资贸易额的俄罗斯，有关签证把关正向越来越紧、越来越难的方向发展。迫切需要更多中国商人前往投资贸易的斯洛伐克驻华大使馆，每天让一个领事把关签证两个人。不管是烈日严寒、刮风下雨，排多少人的队，总之，跨国官僚们只能按照每天签证两人的规定执行。

 

试想，有这样死板教条的外交签证官挡道，那些气疯了的人不“偷渡”才怪呢，由此可见，在中国，有钱人痛痛快快花上几十万元办理一个地下“直通车”快速到达发展自我的国家也就不足为怪了。

 

五、“偷渡客”在海外创业谋求发展

 

人总是想用最简便、最快捷的方法实现自我价值。

 

一般“偷渡”客的自我价值实现意识都很强。他们到国外去的目的是想寻找一块更好的展现自我价值的地方。心理学大师马斯洛需要层次论的五个不同阶段的需求与偷渡客在海外的经历很相似。他们第一是解决生存需求，这是立足的基础。第二是维护生命安全需求。第三是成家，满足婚恋繁衍需求。第四是满足受人尊敬需求，就必须创业，学会赚钱。在有了钱受人尊重之后，就想往自我实现的更高层次攀登，这就是第五个自我价值实现需求。有时他们也会用些不当的过激方式来实现自我价值。如果引导得好，这是一股非常有生气，有创造性的生产力。如果挤压得不好，这些没申领到正常手续便踏上他国土地的人们，就会逐步产生恐惧、悲观、失望情绪。一旦他们长期在白天躲起来睡觉，晚上走出来打工的逆境生活中产生不平衡心理和破罐破摔的灰色心理。这些遭受打压的“偷渡客”们就会对所在国产生报复性的负面影响。

 

笔者在西班牙曾听到一位从中国“偷渡”过去的人毫不掩饰地说：西班牙人很懒，每天只知道泡酒吧喝酒聊天，而他们口中美餐许多是我们中国人两把菜刀两只手辛勤做出来的。我们是自己带钱来，为西班牙创造税收福利的。当然，我们华人中间也有害群之马黑社会，他们敲诈同胞中非法偷渡过来的人。这种自相残杀行径给酷爱中国的西班牙人留下了很坏的影响。如果，我们手持合法证件、或者西班牙政府准许我们合法签证进去，我们不但能为当地政府创造更多的财税，我们还可以理直气壮的清理门户，将那些专门敲诈非法移民的地痞流氓扭送到司法机关。但是由于“偷渡”者自己身份都不合法，所以就很难用合法手段维护自身权益了。

 

早期偷渡出去的中国人，有许多人依靠自己在国外打拼，先立足，再发展，得到了所在国的赞赏，赢得了尊敬。如浙江青田农民尹啸平是改革初期弄不到合法护照“偷渡”出去的新一代欧洲华侨，现在是该国的华商会主席。在他的帮带下现在尹家已有280多口人在法国、意大利、瑞士、波兰、罗马尼亚做生意，十几年间曾经帮过数千人担保到海外就业，仅一个人经手推销掉的中国货就累计超过了几亿美元。尹先生以自己实际行动推动了中国经济全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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