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洪登博客

古老的丝绸之路是联系东西方的纽带，在中西方关系史上地位重要。西夏文文献《天盛律令》的发现，证实了西夏在仁孝时期与西州回鹘、大食等国有经济往来，纠正了人们以往对西夏时期陆上丝路贸易完全中断的错误认识。

 

一、西夏是宋朝与西域各国通商的重要通道

    

西夏是从割据陕北的党项政权逐步发展而建立的国家。文献记载：大食国与北宋往来，“先是，其入贡路由沙州，涉夏国，抵秦州。干兴初，赵德明请道其国中，不许。至天圣元年来贡，恐为西人钞略，乃诏自今取海路由广州至京师”；“甘州数与夏州接战，夜落纥贡奉多为夏州钞夺。及宗哥族感悦朝廷恩化，乃遣人援送其使，故频年得至京师”；西夏对回鹘人的过境贸易课以重税，“商人苦之”。许多人依据这些史料而认为西夏的兴起阻断了丝路贸易，西来的商人、使节只得绕行青唐路至中原王朝。

 

众所周知，10世纪后庞大的阿拉伯帝国——大食，日益衰落，四分五裂，西方相继出现了许多阿拉伯血统的小王朝，在中亚和西亚东部有塔吉克人的萨曼王朝、伽色尼王朝、廓尔王朝等政权，阿拔斯王朝早已无力控制全局，仅剩虚名。如果说阿拉伯帝国的阿拉伯半岛、阿拔斯王朝腹地的伊拉克及伊朗、巴基斯坦沿海便于从海路与中国往来的话，那么距中国很近的中亚内陆地区的商旅跋山涉水，绕道几千里至海湾，再从海上来中国就难以让人相信了。阿拉伯帝国地跨欧亚非三大洲，随着航海业的发展，早在唐代就有许多商人乘船来到中国的广州、泉州、扬州等地贸易。远航贸易带来的巨大利益，使阿拔斯王朝将首都从巴士拉迁到了巴格达。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直通波斯湾，反映8世纪中叶，阿拉伯海上贸易十分繁荣，中国与大食西部之间的商贸往来多沿海路。水上运输与陆路运输相比有许多优势，早在倭马亚王朝时代，帝国的商业枢纽伊拉克的水上交通就比陆路交通繁忙。商队由境内的大小河流抵达海湾，进入海洋与各国交易。“因为长途运输取水路，既减少沿途奔波，节省运费，又比较安全，不少驼队在浩瀚的万里黄沙中沉重地跋涉前进，或在偏僻的山坳中迤逦而行，不但困难重重，耗费时日，而且经常遭受自然灾害和游牧人的拦劫；何况水上运输，即使在炎炎盛夏，也是凉风徐徐，商货不易腐。”唐王朝在西域的烽戍防卫系统和驿馆系统，使丝路上的各国商旅络绎不绝，我国新疆、西安等地多次发现波斯、大食的金银币说明从陆路来华的西方商人很多。

 

唐代都城长安就是胡人胡商云集的地方，整个城市弥漫着浓重的胡风。长安的情况表明阿拉伯帝国东部内陆地区的使臣、商旅没有舍近求远，跋涉万里冤枉路从海港乘信风长途颠簸而行，还是多沿古老的陆路到中国。总之，唐代广州、泉州、扬州和长安的大食商人多根据距中国的远近和自身实际情况选择来华贸易路线是经海路还是走陆路。北宋不考虑大食国东部地区距中国很近的地理条件而令大食贡使和商旅均从海路来中国是不现实的。北宋的诏书出自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这时的西夏尚未完全占领河西，宋朝仅仅“恐为西人抄略”，就令大食贡使从海路由广州至京师，只能证明不是西夏而是北宋阻碍了陆路丝绸之路上的中西方商贸往来。“先是，其入贡由沙州，涉夏国，抵秦州”告诉我们，大食到北宋的贡使没有走便捷的直道，绕到夏国的目的应是与西夏贸易。北宋令大食贡使、商贾从海上来华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垄断国际贸易，从经济上打击西夏。

 

西夏立国前与甘州回鹘争夺河西，多次劫掠回鹘遣往北宋的贡使，在吐蕃的护送下回鹘贡使才“频年得至京师”。河西走廊历来为多民族杂居区，唐末五代宋初，使人、商队在这里往来极不安全，劫货伤人的流血事件常常发生，“各部首领和各地首脑需要时时通过‘和定’来调整彼此的利害关系和结束冲突，相互往来是否平安，在很多时候也取决于各部和各地的和定关系”。西夏与回鹘争夺河西时，相互掠夺，也就不足为奇了。双方争夺的结果是元昊取得了胜利，甘州成了西夏的一部分。因此，这条史料与西夏劫掠西域贡使和商旅没有必然联系，不能说明是西夏阻碍了丝路贸易。11世纪后，回鹘活跃在甘州及其以西的广大地区，建立了高昌（西州）、于阗、喀喇汗等政权。回鹘贡使过吐蕃至北宋的道路，也是一条重要的交通线。这条丝绸古道从甘州的扁都口越祁连山，东南至青唐城（今西宁）后，沿湟水、渭水到长安，最后抵达开封城。事实上，中原王朝通往西域的道路是很多的，有些经过河西走廊，有些不经过。不经过河西走廊的除青唐路外，还有吐谷浑道。吐谷浑道从青海湖之南至都兰，穿柴达木盆地、阿尔金山隘口抵若羌，与新疆境内的丝绸南路重合。北魏时，宋云、慧生从洛阳，途经长安去印度取经走的就是这条线路。历史上，往来于这条道路上的商旅也很多。文献记载，西魏废帝二年（公元553年），凉州刺史史宁在与吐谷浑的一次交战中，获“胡商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杂彩绢以万计”。吐谷浑“国无常赋，须则税富室商人以充用焉”，说明境内的商贾很多。西夏时期，柴达木盆地以北的于阗及其以西各国与宋朝往来走吐谷浑道，顺理成章，不是什么异常现象。西夏建国前，甘州回鹘沿青唐线来中原这一史实，也无法证实西州、大食的贡使和商人在西夏建国的两个世纪中一直沿此道进入内地。

 

二、宋夏对立时期的丝绸之路

  

文献记载，西夏统治者十分重视商业利益，李德明请求宋朝准许大食的商人、使者途经夏境就是一例。元昊统治时期，西夏曾于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向宋朝贡“大石样金渡黑银花鞍辔，金渡黑银花香炉”。“大石”应是“大食”，这一贡品说明西夏与大食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往来。宋嘉佑七年（公元1062年），西夏派往北宋贺正旦的使臣，“其所贸易约八万贯。安息香、玉、金青石之类，以估价贱，却将回。其余硇砂、琥珀、甘草之类，虽贱亦售”。安息香产自波斯，金青石为阿富汗的特产，玉以于阗的品质最好，说明谅祚时西夏与大食、于阗有商贸关系。《宋史?夏国传》记载“西若天竺、于阗、回鹘、大食、高昌、龟兹、拂林等国，虽介辽、夏之间，筐篚亦至，屡勤馆人”，说明宋朝与西域各国的往来并未因西夏的兴起而中断。《宋史?于阗传》“知秦州游师雄言：‘于阗、大食、拂国等国贡奉，般次踵至，有司惮于供赉，抑留远方，限二年一进。……’从之”，招待频繁而至的西方贡使成了沿途北宋地方财政的沉重包袱，反映绍圣年间，丝路上来自西方的使团、商队络绎不绝。《宋史?回鹘传》“然回鹘使不常来，宣和中，间因入贡散而之陕西诸州，公为贸易，至留久不归。朝廷虑其习知边事，且往来皆经夏国，于播传非便，乃立法禁之”，北宋末年，回鹘供使正是途经西夏而到宋朝的。

 

北宋灭亡后，西域回鹘多次入贡于金，天会五年（公元1127年）“回鹘喝里可汗遣使入贡”、“沙州回鹘活剌散可汗遣使入贡”，天会九年（公元1131年）“回鹘隈欲遣使来贡”，天眷元年（公元1138年）“回鹘遣使朝贡”，皇统二年（公元1142年）“回鹘遣使来贡”，皇统四年（公元1144年）“回鹘遣使来贺”，贞元元年（公元1153年）“回纥贡献”，正隆元年（公元1156年）“回鹘使使寅术乌笼骨来贡”。

 

蒙古建国前，一位“饶于财，商贩巨万，往来于山东河北”的回鹘商人，曾煽动成吉思汗南下用兵，说明西域与金朝一直在政治、经济上都有一定往来。西夏法典《天盛律令?敕禁门》规定：“向他国使人及商人等已出卖敕禁物，其中属大食、西州国等为使人、商人，已出卖敕禁物，已过敌界，则按去敌界卖敕禁物法判断。已起行，他人捕举告者当减一等，未起行则当减二等，举告赏亦按已起行、未起行得举告赏法获得。大食、西州国等使人、商人，是客人给予罚罪，按不等已给价当还给。此外其余国使人、商人者，买物已转交，则与已过敌界同样判断。若按买卖法价格已言定，物现未转交者，当比未起行罪减一等。大食、西州国等买卖者，骑驮载时死亡，及所卖物甚多，驮不足，说需守护用弓箭时，当告局分处，按前文所载法比较，当买多少，不归时此方所需粮食当允许卖，起行则所需粮食多少当取，不允超额运走。”反映仁孝时期，西夏与大食和西州的关系友好，贸易交往密切，在特殊情况下可将驮物牲畜、粮食、弓箭等禁物卖给这些国家的使者和商人。“已过敌界”、“及所卖物甚多，驮不足”说明仁孝时，大食、西州等国使团和商队穿过夏境与多国进行商贸交往。   

 

三、西夏与周边国家的贸易

 

西夏除了和西州、大食有经济交往外，商贸来往最多的还是丝路东端的国家——宋、辽、金。西夏前期与北宋、辽经济往来频繁。西夏至宋朝的贡使“纵其为市”，设置在双方边境上的官方榷场、和市，买卖兴隆。除此之外，两国边民之间还有私市。榷场贸易中，西夏以畜产品、土特产换取北宋的锦帛、罗绮、香料、香药、漆器、瓷器等。西夏因与北宋贸易而“公私无乏”、“资用饶足” 西夏与辽一直友好，西夏使者频繁至辽，贡使贸易不断，西夏使人还在辽境沿路私市交易。辽在云中、上石楞坡、天德、云内、银瓮等处设市场，允许双方买卖。金灭北宋，在夏金边界的兰州、保安、绥德、东胜、环州等地设立榷场，并沿袭辽在云中、上石楞坡、天德、云内、银瓮等处的互市 而且允许夏使在京城买卖货物。夏金之间频繁遣使，商贸往来很密切。西夏与南宋没有什么交往，因而茶叶、丝绸多从金获取。

   

 

西夏与周边民族都有经济联系。茶叶是饮乳吃肉的游牧民族的生活必需品，“西人颇以善马至边，其所嗜唯茶，而乏茶为市”。北宋与西北少数民族间的茶马贸易很盛，“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茶叶也是西夏与西部民族贸易的重要商品。西夏每年从北宋获得大量茶叶，与西蕃之间“以茶数斤，可以博羊一口”。唐朝以绢买西北之马，北宋以银、绢、盐、茶等物博西北的马匹，可见绢等丝织品很受这一地区少数民族的欢迎。西夏的织绢院生产一定数量的丝织品，通过岁赐、回赐、贸易等途径，从北宋得到大量丝绸。苏轼曾说，西夏“每一使至，赐予、贸易无虑得绢五万余匹，归鬻之其民，匹五六千，民大悦，一使所获率不下二十万缗。使五六至，而累年所岁赐可以坐复”。西夏自然条件恶劣，灾害频繁，经济基础薄弱，人民常以野菜充饥，生活困苦。西夏法典《贞观玉镜将》和《天盛律令》以丝绸、银两、茶叶来奖励立战功的将士和出色完成本职工作的文臣，可以看出丝绸是十分难得的稀罕物，不是人人轻易能得到的，境内丝绸的商品率不可能很高。很多史料表明，西夏一旦与北宋关系恶化，双方贸易便会中断，西夏经济立马疲困，一匹绢涨到十几贯甚至几十贯。丝绸轻软，便于携带，价钱很高，一向是东西方商人长途贩卖的理想商品。结合西夏国内人民生活艰辛、购买力有限的情况，从北宋带回来的丝绸应是卖给境内外的商贾，通过他们再向西贩运。西夏因转手丝绸贸易，获利很多，成为充实国力的重要手段。

 

仁孝时，西夏与金、西辽、吐蕃、西州、大食有外交往来。《天盛律令?使来往门》规定：“他国来使，住于京师馆驿，依官买卖，未住诸人不许随意买卖。若违律买卖不纳税，则承诸人买卖逃税之罪，赐举告赏当与前相同。依税法纳税，并因不应买卖，徒二年。”可知西夏首都兴庆府内有馆驿专供外国使者、商人歇息、交易，政府征收外贸税。《天盛律令》有《与敌大使买卖》条，说明西夏政府从不轻易错过获取利润的机会，对商业高度重视。西夏的榷场交易和贡使买卖都以官方为主，《天盛律令?他国买卖门》都是有关去国外采购商品的法律规定，反映官商在对外贸易中占主导地位。西夏法典规定，“皇城司、三司等往汉、契丹卖者，坐骑骆驼预先由群牧司分给，当养本处，用时驮之”，反映西夏使团、商队还常去西辽买卖。从《天盛律令?畜患病门》“马院所属熟马、生马及予汉、契丹马中之患疾病、生癞者，当告局分处，马工当遣医人视之”，可知西夏贩往西辽的商品中有一定数量的马匹。西辽地域辽阔，疆界“东北至叶尼塞河上游，与吉尔吉斯为邻；西北越过巴尔喀什湖，包括康里人活动的地区，西至咸海以北地区”，高昌和喀喇汗均为其属国。西辽的国际贸易相当发达，“处于商道的大城怛逻斯，讹打剌等都有专供商队过往食宿的旅店和出售商品的地方。国际贸易贩运的商品主要是高级消费品：中原的丝绸和高级工艺品、中亚和西亚的珠宝玉器和香料等。此外，奴隶也是贩运的对象之一，他们主要来自北方游牧部落，多运往河中和西亚地区”。这一时期，西夏的贡使、商人穿梭在金与西辽之间，在国际贸易中充当着重要角色。

 

西州回鹘与西夏友好，贡使、商队常往来于西夏。其实，西夏时西域回鹘各国对商业是非常重视的。喀喇汗王朝把商税视为国库的主要收入。《福乐智能》说：“商业带给国家利益很大，这样才能保证国库免于匮乏”，国王“要保护商道的安全，肃清一切盗贼”。文字史料和考古材料已证明，地处中西交通枢纽的西域回鹘各政权，同东方的宋辽金、印度、西亚、北非和东南欧都有发达的贸易关系。仁孝时，西夏用西方的珠玉在榷场上换取金的丝帛，金认为这是以无用易有用，于是关闭了兰州、保安榷场，反映西夏的转手贸易有一定的规模。西夏与西域回鹘的交往是多方面的，西夏境内翻译佛经的高僧有许多是回鹘人，西夏汉文《杂字?果子部》有“回纥瓜”。

 

西夏与大食的交往，对西夏经济和人民生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天盛律令?畜利限门》规定“大食之骆驼数依所成幼仔交纳”，“大食之骆驼毛绒、酥不须交纳，牧者持之”，来自大食的骆驼已在西夏畜牧业中占一席之地。西夏汉文《杂字?果子部》还有“大食瓜”。众所周知，阿拉伯帝国地理位置优越，大食商人穿行在欧亚非之间，在中国贩运的商品历来以香药、宝石、珍珠、象牙、犀角为主，从中国输入的货物也主要以丝绸、瓷器、纸、墨、香料为大宗。许多大食商人因经营中国的丝绸、瓷器等物而致富。西夏虽能生产一定数量的丝绸、瓷器、纸、墨，但产量和工艺无法与中原产品相提并论。西夏前期，这些商品主要从北宋进口；后期主要从金朝获得。仁孝时，西夏官库存放着金银、丝绸、钱币、陶器、漆器、药材等等。药材中有香药、象牙、珍珠、珊瑚、乳香、没药、龙脑等产自西域和大食的药品。仁孝时，金与南宋的经济交往十分密切，金通过榷场从南宋购得茶叶、各种热带和亚热带水果等，但“犀象丹砂之类不与焉”。仁孝时官库内的香药、象牙、龙脑等物品应是从西方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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